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彭梧

　　实名制的黑色幽默

　　如果实现身份证号码与姓名、档案等相关资料的一一对应，那么实名制就完全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网游防沉迷来说，实名制认证被认为是一套最为有效的保障系统，一方面这套系统只是针对未成年玩家而设，另一方面，利用我国现有的身份证系统和数据库对海量的玩家进行管理本来就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从现在的进展情况来看，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这一方式的可执行性和可监管性尚存在较大问题。因为仅通过虚拟方式进行的身份认证从技术手段上来讲，被绕开的成本极低。目前被媒体广泛报道和引用，流传于民间的“反防沉迷系统”最基本的解决办法也正基于此。而按照某知名网络游戏论坛斑竹的话讲，“如果国家针对未成年人制订的一个办法，连未成年人都能轻松地想到办法绕开，那只能证明这个办法本身根本就不是办法”。

　　这不能不说是个黑色幽默。原本被认为是“利器”的实名制认证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起到作用，尽管监督机构在“防沉迷”体系中要求运营商无条件地配合主管机构以及身为成年人的“玩家父母”提供“协查便利”，甚至要求运营商通过客服手段帮助任何能够提供身份证明的成年人调查自己的孩子是否正在游戏当中———但可以想象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中国接近4000万的游戏玩家来说，“被查”的永远都只是少数。

　　“中国人的身份证还没有网络版，虽然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但这笔钱不应该转嫁到运营商身上。”几个月前，当八部委有关强制执行“防沉迷”的消息刚刚曝光时，国内某知名网络游戏平台服务提供商高层对记者说，“实际上如果实现身份证号码与姓名、档案等相关资料的一一对应，那么实名制就完全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从技术角度出发，这样的效果其实很容易实现。”

　　让这位老板做此感想的故事发生于两年前。按照他的回忆，在“实名制”的概念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就有某声称“公安部下属单位”的业务代表找到他们，说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即向企业开放公安部身份证号码相关的数据库查询，价格是“查一次五块钱”。

　　“我们每天注册的用户都在十万以上。如果当时就上实名制，也就意味着每天要交给这家公司至少几十万———几十万人民币啊，都快赶上我当时每天带宽的成本了。我当时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样的数据库本身已经是存在的，既然主管部门认为实名制对于网络环境的净化和产业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变通的手段，或者说提供一些官方的解决办法给企业去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呢？”

　　前车之鉴的问责制

　　对于游戏开发商运营商的监管强度和监管力度都正在加大，违规问责自然也非常清楚

　　在“反沉迷”之前，国家主管部委对于网络游戏还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和监管行动，即主要针对外挂、私服等网络游戏毒瘤的“零点行动”。当时文化部、公安部等五大部委共同发表声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在一年的整顿时间结束之后，尽管打击了数百家的私服和外挂提供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到今天，与私服外挂有关的信息依然可以通过互联网非常方便地获取和传播，甚至一些“大型”的私服提供者还把自己的广告挂到了百度的竞价排名里。

　　“打私服和外挂，还是得到所有游戏运营商全力支持的一项整顿行动，这都没能解决问题，防沉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有资深人士担忧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就算所有运营商嘴上都号称支持防沉迷，都号称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但上这么复杂的一套系统毕竟需要成本，尤其是维护和客服的成本，这种被动的支持与主动的支持差距太远。”

　　包括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在内的大多评论认为，当年的零点行动之所以未能取得最理想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地方执法部门间的协调不到位，甚至出现互相推诿的踢皮球行为”。而作为一项牵扯范围广泛，影响力深远的系统工程，执法和监管的过程无疑是责任最重的环节，而作为监督机关，监督不力、执行不力的问责机制模糊或许是当年“零点行动”最大的困惑所在。

　　在现行的强制式“防沉迷”体系中，对于游戏开发商运营商的监管强度和监管力度都正在加大，违规问责自然也非常清楚，可问题是，以企业身份出现的运营商和开发商，应该是“防沉迷系统”所监督监管的重点对象吗？

　　大多数的企业公民都会自觉自愿地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游戏运营商纷纷明确表示了这一态度，可他们同时也一再强调的一点是，“作为运营商，我们只能去配合防沉迷体系的执行和实施，但只依靠我们根本不够。很多问题甚至都不随运营商的意志而转移，在这样的前提下，监督和执行的责任运营商根本无法去承担。可是在现在的防沉迷体系中，最终被问责的只有游戏运营商，只有企业。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就算全力去支持配合推动，这套系统也未必就能真正地防止未成年人继续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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